多年前星迈网，我在郑州火车站候车，拿了一本孔飞力的《叫魂》。有位眼尖的检票员大姐看到，立马兴致盎然，跟我聊了半天。她对那本书的主题其实毫无兴味，引起她关注的只是“叫魂”二字。我又想到有位在民族大学教书的朋友讲，遇到学生请假：老师，我们家要“做迷信”，我得回去几天。“做迷信”，这个说法很搞笑，但学生是认真的。这两个例子表明，首先，“迷信”是个雅俗共赏、永具魅力的话题，一下子就能找到许多知音；其次，大家对“迷信”的认知、情感都不同；同是说这个词，所指差别很大。我们通常谈到“迷信”，是把它看作一个等着被科学征服的领域，但实际上，它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回应着不同生活层面的需要，不只是科学与非科学（征服与被征服）的关系这么简单。
20世纪20年代，江绍原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民俗学的小文章，“迷信”是其中一个重要主题。陈泳超先生把大部分搜集起来，编作一本小书，题为《民俗与迷信》。江先生是新文化人，把“迷信”定义为“一切和近代科学相冲突的意念，信念以及与它们并存的行止”，在其中看到的是黑暗、错误、愚昧。不过因为要追求科学性，他不是只讲结论，也留下大量材料，也给了后人一个机会，得以从不同角度重新理解这些资料，使我们看到江先生忽略的某些面向。
撰文 | 王东杰
“一叶识春秋”为书评周刊新设专栏，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，从中国近代史上选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遗漏的、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文献，并加以解读，以确定20世纪中国历史/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。
第七期
江绍原
《民俗与迷信》
作者: 江绍原
版本: 北京出版社 2016年8月
20世纪中国民俗学奠基人之一江绍原的扛鼎之作。本书展现了江绍原先生的诙谐风格及迷信研究专长，涉及巫术、禁忌、祭祀礼仪、占卜等，开我国宗教、迷信研究之先河。
“一叶识春秋”的更多内容，详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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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期：
第五期：
第六期：
建造中山陵引发的民间恐慌
《民俗与迷信》书中关于这个主题的史料主要有三篇：《“总理造墓须摄童男女魂灵”之谣言》《淮安人对于造孙陵》和《中山墓与列宁墓》。江先生的文章不仅收录了他自己搜集的素材，还抄录了其他研究者提供的资料，其中有两位，一是后来成为民俗学家、不过当时还在淮安中学读书的叶德均，另一位是在安徽无为县的某个镇子上教书的王瑞灵，报告的都是当地的情形。这几位作者都受到新文化洗礼，把这个事件理解为科学和愚昧的斗争，表达的价值观高度相似。不过，尽管他们的叙述具有强烈的倾向性，我们仍可从中听到另一种声音，了解那些“落后分子”的想法。
根据这些报告，事情起自1928年4月的南京。民间忽起传言：正在建造的中山陵，须摄取一千童男童女的灵魂才能竣工。虽然官方为此发布了辟谣布告，还逮捕了一些嫌犯，但谣言还是在周边地区迅速传扬，波及镇江、苏州、无锡、常熟、上海、淮安等地，一时人心惶惶，恐慌不已。不过，对普通民众来说，这些流言更有价值的是其中附带的破解方案：黄布袋装茶叶、白米，外书“中山造坟墓，与我不相干”等字句，挂于小儿颈项间（松江）；或佩戴一方红布，上写“建造中山坟，不与我相干，姜尚在我身，我身永平安”（上海）。淮安流传的法术与上海相类，据叶德均抄录，红布上的咒语是：“石叫石和尚，自叫自承当；早早回家转，自己顶桥梁；你造中山墓，与我不相当；真魂招不去，自招自承当。”
不难看出，这些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招魂妖术恐慌的再一次搬演，事情的发生、传言经过、对抗法术，都和以往的事件不无类似。几位讨论者显然也有同样的感受，所以他们的讨论范围往往超出中山陵事件本身。比如，周作人注意到，民国时期的北京曾谣传将有灾祸降于男女儿童，若要免灾可在孩子身上钉一面小国旗；此经教育当局下令禁止，但很快又出现类似传言，将国旗改为一块布袋，装上狗毛和朱砂，男左女右，缝于衣襟。王瑞灵报告无为县的情况，则是传言瘟神下降，收摄童男童女之魂，预防的办法还是佩戴黄布，上写：“我名石和尚，各叫自承当。早早回家转，平安去上方。”这说是瘟疫，不过江绍原猜测它亦应与中山陵有关：或是谣言传到无为，有些父母为防万一，但又不愿与官府纠缠，咒语中不提中山陵，而不知其故者误以为是防疫之举，于是才四处传播。
南京中山陵。图/新华社记者 马欣然 摄
理性主义者的阴谋论
各地的版本在细节上千变万化，但也有相近或雷同，其同其异，皆可探究。我感兴趣的则有两点。一是官方的态度。江绍原引用《新闻报》的消息，提到南京、上海等地公安局治理谣言的举措：南京捕获了“嫌疑犯二十余人”——不过，这些嫌犯是因传谣还是其他行动被抓，报上语焉不详，很难确定。上海则下令，对佩黄袋写咒语的行为“立予查拿，布告严禁”。但官方如此大费周章，倒仿佛谣传所说实有其事，在民众心理上反而起到推波助澜之效。
事实上，这些报道中的某些信息怎么看都令人疑心，官府是否真的认为这只是谣言：“‘日前’南京市公安局弋获卖花样女子二十余人之始末。据说此辈身藏‘白纸剪成之鬼怪多件’及玻璃瓶若干内悬‘以丝线结成类似人形者之线人’。”若此真是“南京市公安局”所说，则无异认可了谣言的内容。叶德均所讲淮安的例子更是令人惊讶：“一天一个妇人被人拍三下就发昏，当时公安局就把拍人的一个女人抓着听说全身脱得一丝不挂的检查，查出一个小瓶，内有针七根。肚脐，肛门，阴户各贴膏药一张，她并且说出治被拍人的法子，是以童男子啃被拍人的手脚心。于是公安局就命她到被拍的妇人家如法炮制。”这种报道看似辟谣，实近传谣。
这些身带妖物的烟花女子和行巫术的妇人，与中山陵谣言是何关系，江绍原、叶德均都未有说明，有可能是因为同属“迷信”而连带讨论及之。这些新文化人和官方态度一致，显然也都认为巫术之说纯属胡扯。但问题是，若真以为那是胡编乱造，就应置之不理。如同近代早期的欧洲一样，一旦大家都意识到巫术、魔法是无根臆造，针对巫师的迫害也就戛然而止。但各地公安局如此郑重其事，大张旗鼓，倒像是变相肯定“传言不虚”。而江绍原总结事情发生和传播的经过，云：“各处的官，似乎还晓得辟谣和查禁。”从语气看，对这些举动似乎抱着肯定甚至赞赏的态度。然而，在我看来，“辟谣”当然不错，“查禁”就有些用力过猛。
江绍原（1898—1983），安徽旌德江村人，中国现代著名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星迈网，20世纪中国民俗学界五大核心领袖人物之一，是中国最早引进国外社会科学，较系统、科学地研究我国迷信的学者。
1920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，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意林诺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一年。192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，1927年应鲁迅之邀去广州中山大学，任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、教授。1949年后，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、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、商务印书馆编审等。1979年被聘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，1983年被聘为中国民俗学会顾问。主要著作包括《发须抓——关于它们的风俗》《中国礼俗迷信》《古俗今说》《江绍原民俗学论集》《民俗与迷信》等。
江先生这么说，当然出于启蒙的冲动：他要引导人民，就得旗帜鲜明地摆出自己的立场。不过，在此之外，似乎也和他那“科学”的思维方式有关。从《民俗与迷信》中可知，江先生似乎并不认为“迷信”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，因而具有说服力。在他看来，“迷信”这种不理性的言行之所以能够蛊惑人心，主要还是因为有人出于牟利的需要设计的结果。比如，各地出现的宣扬瘟神降灾，还附有防疫巫术法门的传单，就是有些人特意制造出来，用来欺骗钱财的；而热心散发这些传单的“善士”，也不可能只是“单纯的救人救己”，而还应该“有点旁的特别的好处”，否则其竟何以如此“热心”？
这一揣测在新文化人中有不少支持者。一位湖南新化读者提供了一则信息，当地烧窑的人相信，要敬奉窑神就得大肆造谣，相信者越多越好，否则出品一定不佳；而一位松江读者华泽之相信，散布瘟神降灾传单的都是药铺老板，他们的目的是为出售朱砂（解瘟的法术需要用到朱砂）。江绍原评论道：“此事虽小，可以令我们想见有些迷信背后确各有一般不迷的人在那里鼓动。一个迷信的原作者与传布者，固然许有真心相信的人在内；然黠者为了自己的好处而造作或传布迷信，也是常有的事。”他没有完全否认信仰的力量，但基本上认为这是一种“阴谋”的产物。
其实，华泽之的推测本身就很可疑：一个药铺老板何以偏偏对朱砂情有独钟，甚至不惜为此造谣，大费周章？华泽之本人就意识到：药铺老板“非但做不到半个铜钱的朱砂商易，突然枉费了许多辰光和精神，还外加几张毛边纸，叫他的徒子徒孙做些传单，还花了几个钱送人去分送和招贴呢”。然而天底下竟有这么傻的药铺老板吗？况且这类传单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有，何以每个地方的药材老板都这么急着抛售朱砂？这些道理本来很容易推知，但江先生显然未曾深想，看到华泽之的论断合乎自己心意便立即采纳，并且试图从中得出一条公理，推而广之。
这个例子提醒我们，通常认为非理性的“阴谋论”，也可能具有一条理性主义的源头：后者相信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，所以总要站在自己的立场精打细算，信仰也是如此。“做好事”不能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，而必须从可以看得到的现实利益中加以解释——当然，防瘟驱疫就是活生生的利益，但无如理性主义者认为其中逻辑完全不能成立。且因为他们自己不相信，遂认定别人也应该不信，然而群众分明又信了，所以必须找到一个“合理”解说。然而这种“合理”却可能导致一个极“不合理”的推论——比如一切都是由一个智商堪忧的药店老板导演等等。
电影《女巫》剧照。
为什么孙中山无法
成为一个“救世主”
我关心的第二个问题，来自江先生在《中山墓与列宁墓》一文中的提醒。他在其中引用了苏联文艺理论家约书亚·库尼兹（Joshua Kunitz）的一段文字，论述列宁在苏联民间有被“神化”的趋势。罗列种种现象后，江绍原提出了如下疑惑：
为什么俄国有关于列宁的神话和民间故事而中国没有关于中山的？为什么列宁在俄国民众心目中成为好友，豪杰，救主，而中山于中国民众始终是个“总理”“总统”“革命的党头儿”？为什么列宁墓有无数的人去朝拜，而中山墓还没造好就发生了摄取童男女魂灵的谣言？
这是个好问题，而江绍原的回答也有些莫测高深：
你固然可以说中国人民是个朴实而并不特别富于想象力的民族，说国民党对于民众的宣传工夫还没做到家，说中国民众的知识太低和太迷信。但这些都是极肤浅——几乎可说是搪塞——的话。真正的理由是：
列宁和中山不是一样的伟人；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是一样的革命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列宁和中山、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确是不同的，然而其不同究在何处？江先生没有明言。但从其文章以及文中征引的同道中人的话看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说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其实并没有真正和人民发生交涉，因而也无法实现人民精神上的革新。这一点在江绍原引录的华泽之文中有明确表露。华氏用讽刺的口吻说：“中国的百姓个个都革命了，单就我们的贵镇上，已革掉了药铺子里的卖朱砂商易了！有人说：大人的确有些革……了，可是小孩们仍是黄布袋一只挂在肚带上，写着什么‘建造中山墓，与我不相干……’”
《走向共和》剧照。
华泽之这里说的“大人有些革……了”，令人立刻想到鲁迅1927年的那段《小杂感》：“革命，革革命，革革革命，革革……”意思不尽相同，也不无重叠之处（华文写于1928年夏，有可能已经读过鲁迅的文章），特别重要的是，“建造中山墓，与我不相干”是作为“革……”的对立面出现的，当然是有对国民党系的革命浮于表面的讽刺。而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，却给了俄国及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以真正的希望。库尼兹说列宁“不仅是一个富于同情的同志，也不仅是和别人亲如兄弟，他还是一个豪杰，一个救主”，在文艺作品中被描写为“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救星”。江绍原引用这段话，当然是赞同之意。
不过，虽然库氏强调，列宁的神化“只是一种象征，表示着俄国民众的希望和梦想”，但他文中举出的许多实例似乎不能完全看作“象征”，和“迷信”之间的界限其实颇为模糊。然而，如果触及民众灵魂的革命仍有走向“迷信”的风险，则江绍原那连续三个“为什么”的提问，便也不甚公平，令人感到有些故意避轻就重，意存低昂；而他提供的那个“不明觉厉”的答案之所以模模糊糊，大概也不全是因为发言环境有所局限造成，也是其思想本身无法完全自圆其说的表现。
不过我还是在江绍原的这段对比中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特色——尽管是通过“迷信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。那就是他注意到的：列宁被俄国群众视为“救主”“救星”，孙中山在当时多数中国人心里就只是个“总理”“总统”“革命党的头儿”——这意思其实就是说他“与我不相干”。围绕中山陵谣言产生的破解方术多有“自叫自承当”一类咒语，也是因为同一原因：那“与我无干”嘛！
因此，在我看来，此处的奥秘不在革命的彻底与否，而在两种文化传统的不同：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东正教一直有深厚的“弥赛亚”传统，直到20世纪仍在发挥影响。把列宁当作“救世主”，其实就是这一观念的产物。中国则不然。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经典中，似乎都难以找到一个和“救世主”等相类的表述。没有一个耶稣式的人物，而更强调自救、自助或周围人慈善心肠的重要。类似的观念，只能到所谓“民间宗教”里去找，比如弥勒降生之类的说法。可是那通常又被认为和“造反”有关，老实人避之唯恐不及。也就是说，“救世主”意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即使存在，也相当稀薄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中国人自然难以对中山产生如江先生所期待的反应（这不是说在中国“人”不能变成“神”，相反，大多数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祇是由“人”变成的——但他们虽有神通，却还算不上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“救世主”）。
《走向共和》剧照。
从社会史的角度看，中国百姓大体上也可分作两种，一种是像孙悟空一样，笃信“皇帝轮流做，今年到我家”，热衷于造反、起义的。那是少数人，在过去常常被称作“暴民”。更多的是“顺民”：在他们心中，不管谁当皇帝，只要完粮纳税，就不会有人干涉自己的小日子。他们没有野心，也并不关切那些有野心的人在想什么。中国人当然笃信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，相信天底下必须有一个皇帝，否则就会大乱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实际上也认为，皇帝不能离他们的生活太近。他们喜欢的是“天高皇帝远”，既不想太过接近官府，也不想官府过于靠近他们——此所谓“不相干”也。他们甚至对官府本能地存有一种敌意：但凡大兴土木，即使是公共工程，他们通常首先还是怀疑：这是否官府欺压小民的一种方式？
这是老百姓的阴谋论，它和理性主义者的阴谋论不同，但结构相近，提示出后者在思维方式上有可能受到前者的影响。这种思路决定了他们对20世纪官方推行的许多新政治行动的反应。江绍原注意到他们反对“造铁路，练新兵，毁庙宇，撵跑皇帝，查学龄等”，在语气中不免将之视为民众愚昧的表征，其实并未真正弄清楚后者的思维逻辑。他们未必是反对铁路、新兵、学校，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在此过程中被搜刮。中国老百姓的自主（换种眼光也可说是自私）精神其实相当发达，而这在过去常常被批判为“小农意识”。
当然，我这样说并不是要翻过来，说“小农意识”何等进步，完美无缺。我的意思只是，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对修建中山陵有一种排异感，确实可能跟“国民革命”未能真正和他们发生交涉有关（但那绝非江绍原所说的意义），但更重要的，也是因为他们笃信“自作自受”这一逻辑，而并未期待一个“救世主”的降临。不过，这层意义在今天似乎已经很难被人理解（在当时已经不被少数新知识分子理解），此无他，这一百多年来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确变了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作者：王东杰；编辑：李永博；校对：王心。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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